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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克·斯内夫利特（1883-1942），
亚洲与欧洲的反叛者
今年是社会主义革命家亨克·斯内夫利特（马林）与七名同志一起被纳粹杀害七十五周年。斯内夫利特是马克思-列宁-卢森堡阵线（MLL-Front）的领导人，这是一个在1940年5月德军入侵后立即成立的地下组织。当时，斯内夫利特已是一位知名的社会主义者；战前，他走遍世界各地，支持年轻的共产党组织，并组织团结行动。
斯内夫利特1883年出生于鹿特丹的一个贫困家庭，1886年母亲去世后，由祖母和几位姑姨抚养长大。他在学校成绩优异，家中亲戚的帮助使他有足够的经济支持继续接受中等教育。他后来回忆说，在家境更富裕的同学中间，他感到格格不入。毕业之后，他没有任何办法继续求学（他日后回顾此事时深感遗憾），于是十七岁时便到一家大型铁路公司工作。
他目睹了周围的贫困，亲身经历了阶级差别。这使斯内夫利特年纪轻轻就对社会问题有了自觉意识。他想必也关注过十九世纪末的罢工浪潮。1902年，斯内夫利特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SDAP）。
他入党时，该党和工人运动在一次失败的罢工之后已严重削弱。不过，斯内夫利特属于较年轻的一代，未受这次失败的拖累。他和同龄的其他人开始重新建设这一运动。
二十四岁时，他成为新居住地兹沃勒的第一位社会主义者市议员。选举当天，斯内夫利特还未到投票年龄，因为投票需年满二十五岁。他还加入了铁路工人工会，并于1911年当选为主席。
斯内夫利特被吸引到SDAP的激进左翼。在那里，他结识了亨丽埃特·罗兰-霍尔斯特（Henriette Roland-Holst），他亲切地称她为“杰特姨妈”（tante Jet）。她是一位著名的女诗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荷兰激进左翼的代表人物。那些年里，罗兰-霍尔斯特的社会主义是革命的，并且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伦理承诺感，即对被压迫者事业的承诺。多年后，斯内夫利特表达了同样的情感，他谈到：
……社会民主主义这一宗教的丰富、美丽与光辉……因为，正确理解的话，社会民主主义不止是一种政治学说。它施加了沉重的义务：去做见证，在任何情形下播撒宣传的种子。
1906年，斯内夫利特与玛尔切·菲瑟（Maartje Visser）结婚，但两年后她离开了他，婚姻随之解除。1909年至1924年，他与教师贝齐·布劳威尔（Betsy Brouwer）结婚。1911年，他们生了两个儿子，是一对双胞胎，昵称皮姆（Pim）和帕姆（Pam）。与布劳威尔离婚两年后，他与二十年代初在俄国结识的西玛·佐尔科夫斯卡娅（Sima Zolkovskaja）结婚。他们有一个女儿，也叫西玛。这段婚姻后来解除，女儿说“这次决裂是政治性的。她对斯大林怀有神圣的信仰”，而斯内夫利特此时已成为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反对者。1931年，他与威廉明娜·亨德丽卡·德拉伊耶（Wilhelmina Hendrika Draaijer）结婚。
1911年，斯内夫利特退出SDAP，因为该党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工会联合会拒绝支持非联合会成员工会举行的一次罢工。斯内夫利特认为这是对团结原则不可容忍的践踏。他与该党的决裂使他在由SDAP主导的工会中的地位难以为继。当他加入从该党分裂出去的左翼社会民主党（SDP）后，这种情况更是每况愈下。他失业了，在规模小而宗派主义的SDP里觉得孤立，于是决定在荷属东印度开始新生活。1913年，他动身前往这块荷兰殖民地。
印度尼西亚的社会主义
斯内夫利特抵达这块荷兰殖民地时正值关键时刻。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日益渗入群岛，导致阶级分化不断加剧，工人阶级也开始早期形成。与此同时，民族意识逐渐发展，第一批由pribumi（群岛的原住居民）创办的刊物和运动出现。这些努力中最重要的是伊斯兰联盟（Sarekat Islam，SI）。
SI成立于1909年，最初是穆斯林商人的互助团体，但后来发展成一场群众运动，关注印度尼西亚社会广大阶层的社会问题。由于荷兰殖民者掌控着经济，这些问题很快就变成了政治问题。
斯内夫利特最终在中爪哇首府三宝垄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贸易协会（Handelsvereniging）的秘书。斯内夫利特很幸运：三宝垄是一座快速发展的城市，也是东印度激进行动主义的中心。在《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一书中，露丝·麦克维（Ruth McVey）写道：
斯内夫利特在工作时间内出色地完成了促进资本主义的工作，而贸易协会对他在工作时间之外为社会主义所做的活动并不反对。他们只要求他不要真的去组织一场革命，但这恰恰是斯内夫利特所做的事。
斯内夫利特开始活跃于印度尼西亚铁路工人工会（VSTP），与殖民地的其他工会不同，该工会同时接纳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工人为会员。他成功地引导该工会走向更激进的方向，走向最贫困的印度尼西亚工人。1914年5月，在斯内夫利特倡议下，几十名社会主义者创立了印度社会民主联盟（Indische Sociaal-Democratische Vereniging，ISDV）。起初，该团体主要由支持SDAP改良主义路线的荷兰人组成。但是，斯内夫利特及其门生阿道夫·巴尔斯（Adolf Baars）等激进派确信，社会主义者应当站在正在成形的反殖民运动的前线。
斯内夫利特说服ISDV向印度尼西亚群众运动，尤其是SI靠拢。通过与SI成员的合作，该团体开始在被殖民的民众中扎根。SI的政治取向仍然模糊，但其追随者越来越多地把社会主义与支持一个独立而繁荣的印度尼西亚联系起来。
巴尔斯和斯内夫利特试图在SI内部建立一个左翼，并把年轻的活动分子吸引到社会主义上来。他们当中有未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森马温（Semaun）和达尔索诺（Darsono）。1920年，ISDV更名，成为第一个加入共产国际的亚洲政党。然而，那时斯内夫利特已被逐出东印度。
1917年初，他在一篇题为《凯旋》（Zegepraal）的文章中热情地欢迎二月革命的消息。他写道：“俄国革命是人道的事业。战争是对人道的诅咒。我们深信，俄国革命将加速这场世界屠杀的结束。”斯内夫利特文章的结尾几行令右翼警觉：“在这里，一个数百万人的民族生活着，忍耐着，受苦着，负重着，已有数百年之久……”“爪哇人民啊，俄国革命对你们也包含着教训。”
斯内夫利特被指控煽动叛乱，并以长达九小时的演说为自己辩护。他被判无罪，其演说作为一本反殖民小册子出版。
ISDV的激进派确实关注了俄国，并于1917年秋开始把士兵和水兵组织进委员会。几个月之内，数以千计的人加入了这场运动。但1918年12月斯内夫利特被驱逐出境，对这场运动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受共产国际之命
在他居留殖民地期间，SDP已成为荷兰共产党，并赢得了议会中的两个席位。斯内夫利特加入了当时的荷兰共产党（Communistische Partij Holland，CPH）的领导层，并活跃于全国劳工秘书处（Nationaal Arbeids-Secretariaat，NAS），这是国内最古老的工会联合会。NAS的立场比其竞争对手荷兰工会联盟（Nederlands Verbond van Vakverenigingen，NVV）更为激进，但会员也更少。
斯内夫利特没有在荷兰待多久。1920年，他作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殖民地战略被列入议程。列宁是最早认识到解放斗争重要性的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有些人，如英属印度共产党人马纳本德拉·纳特·罗易（Manabendra Nath Roy），甚至预见到被殖民国家将成为革命运动的重心。斯内夫利特在这一点上倾向于同意罗易，但同时也支持列宁的提议，即殖民地的共产党人应当支持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前提是这种合作不限制社会斗争。
反殖民斗争对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新领域，而斯内夫利特是少数在殖民地环境中有过组织社会主义运动经验的人之一。在列宁的支持下，他成为共产国际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并成为共产国际领导层成员。他受命建立共产国际在亚洲的活动，首批任务之一便是前往中国，与激进团体建立联系，收集有关那里各种运动的信息，并考察共产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1921年，斯内夫利特（马林）前往上海，此时距五四运动爆发仅数年。这场运动结合了群众示威与文化倡议，旨在使中国摆脱外国统治并使社会现代化。马林抵达时，这场运动已过了高潮，但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团体从中涌现出来，其中一些合并成了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马林是否出席了该党的成立大会并不确定：他大概只出席了第一次会议，该会议被警察驱散。
该党的开端并未给这位荷兰活动家留下深刻印象：参与者只有十几个人，并且被迫转入地下工作。军阀依然当权，他们的血腥厮杀撕裂着中国。马林认为，该党成立得过早。
为了汇聚更多力量，马林与民族主义的国民党（KMT）领导人孙中山取得联系。在印度尼西亚，马林曾见到共产党如何能通过在民族主义群众运动中工作而建立起来。他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应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像ISDV在SI中所做的那样，在国民党内部开展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人起初拒绝了马林的提议，并因他的傲慢而受到冒犯。
据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说，马林甚至援引“共产国际的纪律”来强行推行他的提议。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加入了国民党，但马林对孙中山的军国主义倾向和该党的专制性质产生了怀疑。他认为，苏联应当暂缓对该党提供军事支持，直到它转变为一个革命民主政党。尽管国民党最终得到了这种支持，却从未改革。在蒋介石领导下，国民党以血腥手段转而对付左派。
斯内夫利特作为策略家比作为战略家更有能力；他始终更着眼于应对眼前，而不是制定长期路线。他对SDP的不满与他要求共产党人应当在民族主义群众运动中工作出自同一源头：他担心革命者会使自己陷于孤立。
从荷兰共产党到第四国际
1924年，斯内夫利特返回荷兰，当选为NAS主席，这使他得以把全部时间用于政治。NAS的会员人数已下降一段时间，斯内夫利特试图通过组织上的改进来扭转这一趋势。
他与NAS的关系是斯内夫利特与共产国际之间最初的冲突根源。共产国际要求党员在群众性工会运动中工作，而不是把自己封闭在NAS这样较小的激进组织中。斯内夫利特主张，与规模更大的NVV不同，NAS组织政治罢工，并具有更为扁平的结构。他在NVV的个人经历很可能影响了他的分析。
工会政策并非唯一的分歧来源。斯内夫利特认为，俄国党在共产国际中权力过大，这意味着苏联的利益主导着共产国际的国际战略。他反对苏联的镇压性质，开始站在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i）及其左翼反对派一边。
1927年，共产国际试图迫使荷兰共产党人在NVV内部工作，于是斯内夫利特及其追随者退出了荷兰共产党（CPN）。两年后，他们创建了革命社会主义党（RSP）。NAS中一股强大的工团主义思潮拒绝政治参与，而斯内夫利特希望这个新党为战斗性的工人运动提供一种政治表达，既独立于CPN，也独立于SDAP。
1935年，该党与独立社会党（OSP，SDAP的一个左翼分裂出来的政党）合并，组成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SAP）。新党拥有略多于三千名党员，主要集中在较大的城市。规模之小，使它与NAS的联盟（这使该党在荷兰最激进的无产者中站稳了脚跟）变得更加重要。
新党最初与左翼反对派关系密切。在未能改革共产国际之后，斯内夫利特和托洛茨基都想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但他们在所有问题上并非完全一致。托洛茨基首先主张，共产党人应当在群众性工会中工作，而不是在像NAS这样较小的团体中。与此相对，斯内夫利特担心第四国际的焦点过于狭窄，其成员将局限于边缘的、纯粹的托派团体。斯内夫利特希望与英国独立工党（ILP）和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等团体合作，但托洛茨基斥责这些政党是无法在革命与改良之间作出抉择的中间派。
托洛茨基认为，这些运动的领导人在危机时期注定失败，其追随者在这样的时期可能成为革命者，但第四国际必须提供一个明确的替代方案来吸引他们。相比之下，斯内夫利特则把与正在激进化的工人合作放在首位。最终，这些分歧导致两位革命者之间的痛苦决裂。
世纪的午夜
1933年，斯内夫利特再次面临煽动叛乱的指控，这次是因为他支持海军舰艇“七省号”上的一次兵变。一部分荷兰和印度尼西亚混编的船员通过占领该舰，抗议低工资和恶劣的劳动条件。经过几天谈判，荷兰国防大臣批准发动攻击，二十三名船员被打死。这次兵变成为荷兰与印度尼西亚人民共同反抗的象征，被视为荷属殖民地日益不驯服的一部分。斯内夫利特被判处五个月监禁，他的党以“斯内夫利特：从牢房走进议会”为口号开展竞选。他赢了。
斯内夫利特的当选是那些年里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同一年，即1933年，希特勒上台。欧洲规模最大、根基最深的工人运动未能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不久之后，莫斯科审判清洗了整整一代革命者，其中许多人斯内夫利特曾亲自认识。正如维克多·塞尔日（Victor Serge）所写，那是“世纪的午夜”。
西班牙革命的爆发似乎带来了希望，形势仍有可能扭转。RSAP全力投入组织声援反法西斯斗争。对西班牙事业的热情传遍整个RSAP，党散发信息，筹集资金支持POUM，并组织党员前往西班牙。
在“民主”政府的抛弃下，西班牙共和国陷入困境，而佛朗哥的法西斯分子则获得了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支持。尽管苏联支持共和派，苏联却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和反斯大林主义的左翼。皮特·范特哈特（Piet van 't Hart）战后以抵抗运动中的化名马克斯·佩尔图斯（Max Perthus）出版了斯内夫利特的传记，他曾在POUM民兵中战斗。他被苏联秘密警察绑架并遭受折磨，该秘密警察还杀害了POUM领导人、斯内夫利特的朋友安德烈斯·宁（Andrés Nin）。
苏联企图消灭反对派共产党人运动的行为，对斯内夫利特产生了直接影响。RSAP虽小，但仍是欧洲最大的革命社会主义团体之一，既独立于社会民主党人，也独立于共产党人。这引起了反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注意，也引起了共产国际及苏联情报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注意。荷兰共产党声称纳粹德国资助RSAP，共产党籍议员指控斯内夫利特是纳粹特务。
1937年，一位获得勋章的苏联间谍伊格纳茨·赖斯（Ignace Reiss）与斯内夫利特取得联系。两人自1920年起就认识。赖斯希望得到斯内夫利特的帮助，以便与苏联政权决裂，但在前往会面途中，被苏联特工杀害。
NKVD还帮助毒化了斯内夫利特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托洛茨基与其欧洲同志的联系通过他在巴黎的儿子列夫·谢多夫（Leon Sedov）进行，而后者的秘书马克·兹博罗夫斯基（Mark Zborowski）是苏联间谍。斯内夫利特怀疑他，但谢多夫和托洛茨基信任他，并反对斯内夫利特提出的指控。
托洛茨基与斯内夫利特之间的分歧加深了。斯内夫利特对托洛茨基对正在为生存而战的POUM所作的严厉批评心怀怨恨。日益苦涩、日益孤立的托洛茨基开始暗示，斯内夫利特在工会问题上的立场是出于狭隘的私利——尽管斯内夫利特曾在多个场合表示愿意放弃自己的职位。1938年，托洛茨基写信给他的秘书：“难道有谁能相信，一旦荷兰卷入战争，斯内夫利特会有革命的态度？只有瞎子才会相信。”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完全错了。
托洛茨基对NAS的批评更接近事实。该联合会的根基首先是建筑和运输行业的激进工人，现代工业中的会员很少。但即使在其最强的行业，该组织所组织的也从未超过少数人，尽管是一个好斗的少数。虽然NAS已锐减至约一万名会员，斯内夫利特仍拒绝离开这一组织。RSAP日益孤立于日渐萎缩的NAS激进会员圈子。
与此同时，斯内夫利特遭遇了难以置信的个人悲痛。他的两个儿子都自杀了：皮姆于1932年，帕姆于1937年。此前不久，帕姆与父亲发生争吵：他想去西班牙，但亨克禁止，并强调，儿子的党员身份意味着他同样受党的决议约束，该决议规定党员不得就此自行作出决定。几年后，斯内夫利特与女儿西玛失去了联系。
斯内夫利特是一位专横、有时专断的领导者，带有社会主义运动中并不罕见的那种家长式领导风格。他的女婿萨尔·桑滕（Sal Santen）后来写道，斯内夫利特以为自己可以以党的青年团的名义作出决定。这类行为促使一批年轻活动分子（包括桑滕在内）离开了该党。
斯内夫利特倾向于把政治分歧当作个人背叛来对待。RSAP是他的党——他是它的思想家、领袖和发言人。个人之间的分歧很快演变成与党的冲突。但斯内夫利特也是一位尽心尽责的领袖，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才能，能够激发他人的奉献与勇气。
马克思-列宁-卢森堡阵线
战前，RSAP曾讨论如果德国占领荷兰该怎么办。领导层决定，由最可靠的党员建立一个地下组织，以组织秘密抵抗。其名称定为马克思-列宁-卢森堡阵线。
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并很快击溃了荷兰的防御。战争爆发时，斯内夫利特在比利时。他对一项党的命令（要求他在入侵时离开这个国家）置之不理，返回了家乡。作为一位知名的左翼领袖，他早已被纳粹盯上。斯内夫利特转入地下，剃光了头发，留起长胡子，以免被认出。
这一新的地下组织的最初出版物显示出对局势的清醒判断。他们预言，这场战争将持续大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长的时间，并最终扩展到殖民地。他们毫不抱有幻想，不认为被占领的荷兰境内的纳粹统治会比德国境内的更温和。
斯内夫利特及其同志呼吁建立“第三阵线”（Derde Front），这是他们对美国社会主义者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提出的“第三阵营”（Third Camp）概念的版本。他们发表了沙赫特曼的工人党（Arbeiders Partij）的一份呼吁，该呼吁把这一第三阵营描述为“世界上被淹没的、阴燃的劳动大众，那些在和平时期干活并挨饿、在战争时期死去的人。”他们主张，组织这些人是社会主义者的任务。
与左翼的其余大部分相比，该阵线的清醒令人瞩目：NAS干脆不再存在，SDAP的领导人宣称抵抗毫无用处并解散了组织，共产党人则试图保持合法，并在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有效期间拒绝提出政治口号。
相比之下，MLL-Front试图组织各种行动，让工人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反法西斯斗争结合起来。该组织远离由右翼人物领导的民族主义抵抗团体，也与它认为未能与交战国充分划清界限的其他左翼团体保持距离。正如其名称所示，MLL-Front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作与上一次战争相似：在它们看来，两次战争都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冲突。
该阵线旨在争取前SDAP的追随者。这些工人比CPN的成员人数更多、意识形态上也不那么坚定，MLL-Front希望在他们看到自己领导人的失败之后，能够被说服接受阵线的战略。
1941年二月罢工是荷兰反纳粹抵抗运动的一个高潮。那个月，一名荷兰法西斯分子在阿姆斯特丹一场与犹太人自卫团体的搏斗中被杀。为回应持续不断的抵抗，纳粹开始封锁犹太人聚居区，并以极为暴力的方式围捕犹太男子。共产党的两名成员皮特·纳克（Piet Nak）和威廉·克拉恩（Willem Kraan）在一次抗议中号召人们罢工。
抗议迅速蔓延到阿姆斯特丹以外的城市，罢工的大部分组织工作由共产党员承担。但罢工遭到暴力镇压。莫里斯·费拉雷斯（Maurice Ferares）是打印那份号召停工的著名传单的CPN成员之一，他后来说：“没有人可以宣称罢工归自己所有。这是整个阿姆斯特丹居民针对占领者纳粹反犹措施而采取的行动。”
在罢工前的几天里，不安的情绪已在增长。MLL-Front号召人们通过组建自卫团体和组织抗议来抵抗纳粹的反犹主义：
当工人区的男男女女成群结队涌入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区……他们与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受雇匪徒展开斗争，那么我们所面对的便是自发团结的壮丽表现，这种团结在各企业中必须以更高、更有力的形式表现出来。……涌出工厂，离开码头和工地，成群结队地加入在你们街区中战斗的阶级同志。
斯内夫利特及其同志认为，这次罢工证明了第三阵线是可能的。
来吧，兄弟姐妹们
MLL-Front的成员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地下工作经验。他们试图通过刊物、传单、海报和涂鸦接触荷兰工人。阵线不认为普通德国平民是敌人，向德国士兵散发宣传品，并把非法出版物偷运入德国。这些活动产生了多大的效果，难以估计。但努力接触他人，并表明反抗纳粹统治是可能的，有助于让希望不熄。在整个战争期间，MLL-Front及其后继组织的成员为这些活动，以及为藏匿和帮助被纳粹通缉的人，冒着生命危险。
1942年初，阵线的一名成员被出卖给了纳粹。经过数小时的残酷折磨，德国人得到了多个名字。在随后的几周里，该组织的大多数领导人，包括亨克·斯内夫利特，被逮捕。除斯内夫利特外，阿布·梅尼斯特（Ab Menist）、威廉·多勒曼（Willem Dolleman）、科尔·赫里特森（Cor Gerritsen）、扬·施里费尔（Jan Schriefer）、扬·库斯拉赫（Jan Koeslag）、扬·埃德尔（Jan Edel）和莱因·维特芬（Rein Witteveen）被判处死刑。科尔·赫里特森在牢房中自杀，其余的人于1942年4月13日被处决。
战后，一位曾被关押在斯内夫利特及其同志对面牢房的囚犯描述了他们的最后一个小时：
当时他们全被带进了一间小牢房，就在我的对面，尺寸为90×200厘米。然后是那令人动容的时刻：“让我们握握手”，接着七个人在死前一小时放声高唱《国际歌》。多么动人的旋律，多么动人的歌词！我多次出席音乐会，却从未听到过唱得如此有感情、如此有信念。我并不为自己哭泣而感到羞愧。
在给继女和女婿的告别信中，斯内夫利特写道：
孩子们，我当然希望能免于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得不献出生命。Es hat nicht sollen sein（终究未能如愿）。终点突然来临，我已与它和解，意识到自己是尽责的忠诚战士……不要忘了朋友和熟人。直到最后一刻，我都希望有力量让马来格言生效：Berani Karena Benar，因为正义而勇敢！再见，亲爱的孩子们，互相扶持，彼此紧紧相依，献上一个深情的告别之吻。你们的亨克叔叔。
斯内夫利特一生怀着对社会主义坚定不移的信念。对他而言，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政党或一个领袖的专政：他的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劳动者的解放、自由与国际主义。斯内夫利特及其同志对斯大林主义专政不抱幻想，并拒绝与资本主义媾和。他们在二十世纪初的政治动荡中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对他们的记忆仍是灵感的源泉，他们的原则至今依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