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克·斯内夫利特在国内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地位

Jan Willem Stutje · 2001年9月15日（在国际社会主义者（Internationale Socialisten）聚会上的引言）

亨克·斯内夫利特（马林）是一位引人入胜的人物。他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会领袖，从二十年代初直到战争爆发一直领导着全国劳工秘书处（NAS）。他也是政党领袖，先后领导革命社会主义党（RSP）和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SAP），以及该党在占领期间的非法延续组织马克思-列宁-卢森堡阵线（MLL-Front），直到1942年被捕。

RSAP是一个特殊的政党。它不是一个小型宣传团体，但也不是群众性政党。它介于两者之间。

在某种意义上，亨克·斯内夫利特是我们传统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与托洛茨基和俄国的苏维埃共产党人并列。就其重要性而言：斯内夫利特可被视为荷兰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同创始人，同时也是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创始人。

斯内夫利特于十九世纪末（1883年）出生于鹿特丹。他来自一个天主教无产者家庭。父亲是雪茄工人，家中弥漫着贫困。尽管如此，斯内夫利特仍得以就读HBS（Hogere Burgerschool，高等市民学校）。毕业后，他进入铁路系统工作。

凭着自己的雄心和才智，他在早期看到了在工会运动中施展才能的可能性，具体而言是在铁路与有轨电车职工联合会（Vereniging van Spoor- en Tramwegpersoneel）中，该联合会在1903年那次悲剧性地失败的全国铁路总罢工之后需要重新建设。

斯内夫利特的行动深受荷兰工人运动形势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这一形势中，可以区分出五个阶段：

1913/1914年前的扩张期；
革命力量反对战争的斗争；
1917-1920年的革命时期；
至1923/1924年，正在发展的苏维埃俄国的吸引力；
革命社会主义的长期衰落，其间在三十年代初有过几次短暂的复兴，最终陷入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影响下的孤立与萎靡。

斯内夫利特在其中每个时期的立场是这样的。

在1914年之前的那些年里，逐渐成熟的各种力量成为巩固荷兰工人运动改良主义性质的条件。

在1895年起迟缓的工业化的影响下，工人阶级得到扩大和更新。
经济增长与1895-1913年漫长的上升周期相吻合，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最初的社会立法。
有利的选举结果使荷兰社会民主工党（SDAP）得以展示其政策的有效性，特别是在市政层面。

这些发展强化了荷兰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性质。这一特征在SDAP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脱离反资本主义、受无政府主义启发的“旧运动”时就已初现端倪。SDAP从一开始就强烈地倾向议会，倾向改革，反激进，反革命。

该党对资产阶级环境的深度适应（想想学校问题和与自由派合作的意愿），引起了围绕月刊《新时代》（De Nieuwe Tijd）的一小群知识分子的反感。赫尔曼·霍特（Herman Gorter）、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亨丽埃特·罗兰-霍尔斯特（Henriette Roland Holst）和皮特·维迪克（Pieter Wiedijk）等人援引考茨基式的马克思主义，与来自弗里斯兰的律师彼得·耶勒斯·特鲁尔斯特拉（Pieter Jelles Troelstra）尖锐对立。稍后，反对派中又加入了论坛派（Tribune-groep），成员多为年轻人，由戴维·韦恩科普（David Wijnkoop）、威廉·范拉芬斯泰因（Willem van Ravesteyn）和扬·塞通（Jan Ceton）领导，他们使《新时代》小组的理论批判有了实际的结果。1902年加入SDAP的年轻的斯内夫利特受到了这两个团体的启发。

1909年，论坛派在代芬特尔被迫与SDAP决裂时，斯内夫利特与其志同道合的亨丽埃特·罗兰-霍尔斯特一样，决定不随之而去。他们认为该团体（不久之后社会民主党（SDP）即由其产生）过于宗派、过于僵化、过于孤立。这的确是一小群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没有多少阶级斗争经验、没有像样的工人基础的情况下，脱离了主流。直到1917年，其人数至多不过几百人，对斯内夫利特而言太少，尤其是无产者太少，不足以构成一个有希望的替代选择。

他宁愿再在SDAP中留一段时间，那里聚集着与荷兰工会联盟（NVV）联系在一起的工人群众，反对派的火焰也尚未完全熄灭。例如，这表现在1913年拒绝参加政府、对“神圣休战”政策（godsvredepolitiek）的批评，以及对1918年革命尝试的支持。直到1932年独立社会党（OSP）分裂出去之后，SDAP才最终陷入停滞的改良主义航道。

代芬特尔事件之后，又过了两年，斯内夫利特才于1911年与SDAP决裂，具体是在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的码头工人与海员罢工遭到失败，或者更准确地说被搞垮之后。重演1903年的一幕，让斯内夫利特忍无可忍，他退了党，加入了SDP。他在那里并未开展多少活动，因为和许多在祖国陷入僵局的人一样，印度尼西亚像一个有前景的避难所，在向他招手。

总括而言，可以说聪明而有抱负的斯内夫利特首先是一位实践者；他带有一种行动主义的、略带工人主义的倾向。作为工会人士，他宁愿与大批群众打交道，而不愿搞僵化的反对派。寻找实质性的工人群众，比被封闭在一个虽然纯粹但影响甚微的小教派里更合他意。颇具代表性的是，他并不是在1909年，而是两年之后才离开SDAP，即在SDAP和NVV领导人搞垮了阿姆斯特丹码头罢工之后。他虽然成为SDP的成员，却选择把生活继续到印度尼西亚。卷入他眼中毫无结果的、马克思主义论坛派的反对派工作，对他没有吸引力。

自1913年起，斯内夫利特出现在印度尼西亚。他在那里待了六年，直到1919年被驱逐。他在那里获得了重要经历。他活跃于铁路工会，参与创建了印度社会民主联盟（ISDV，Indische Sociaal-Democratische Vereniging，即后来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artai Komunis Indonesia，PKI），与殖民统治作斗争，并推动了伊斯兰联盟（Sarekat Islam，即伊斯兰民族主义群众运动）的激进化。

在荷兰短暂逗留之后——斯内夫利特于1919年因革命宣传被逐出印度尼西亚——俄国革命再次为他打开了通往亚洲的大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与列宁及印度人罗易（Roy）一道当选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并从此以马林的党内化名，继续为共产国际从事革命工作。

斯内夫利特比任何人都更理解亚洲民族民主运动的重要性。他是最早研究以农民为基础的广泛民族运动兴起的人之一，先在印度尼西亚，稍后在中国。他关于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的许多思想被纳入国际革命运动。他强调扫盲的重要性，并认识到宗教的意义；他反对对伊斯兰教的傲慢态度，并理解其在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中潜在的革命性、反帝国主义的一面。

斯内夫利特发挥了先驱作用，对许多问题给出了最初的答案。他在此过程中也犯了错误，据一些人说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例如，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在国民党（KMT）内部组织起来的想法就来自他；这一想法源于共产党与处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民族主义群众运动在反帝统一战线中合流的策略。

托洛茨基并不反对反帝统一战线，尽管他确实反对放弃独立的共产主义组织和独立的共产主义工会工作。这会使共产党人沦为国民党无助的附庸。当马林针对托洛茨基的批评修正自己的想法时，他在莫斯科眼中变得更难以接受。莫斯科当时对国民党及其领导人孙中山，以及稍后的蒋介石抱有极大信任，并担心他们会把一个独立的共产主义组织视为不信任的表示。马林被调离中国，安排到莫斯科的东方局。在那里，他目睹了左翼反对派对斯大林派的斗争不断展开。他对托洛茨基产生了同情。

概括而言，可以说斯内夫利特是最早关注被殖民国家的人之一。他质疑西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只把目光投向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并为关注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辩护。同时，他承认伊斯兰教具有革命乌托邦的潜力。这也表明，斯内夫利特首先着眼于群众的自我组织，并把自己的政治命运与推动这一点联系在一起。

在与共产国际的一系列令人沮丧的经历之后，斯内夫利特于1924年返回荷兰，投身NAS的工作，即全国劳工秘书处（Nationaal Arbeidssecretariaat），这是位于NVV左侧的激进的工团主义工会运动。他被选为带薪主席。

在这一时期，他对苏维埃俄国的矛盾心理占了上风。一方面，他仍相信这个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潜在可能性。另一方面，国内的专制倾向令他不安，尽管他暂时还把批评压在心底。

斯内夫利特越来越觉得自己被逼到少数派的地位。这有两方面的发展作为基础：

首先，自1924年起，布尔什维克化不断推进，即共产国际及其所属支部服从于苏联党的政策。这导致各地开除托洛茨基的追随者。
其次，共产国际根据莫斯科的命令改变了工会政策，最终在独立的革命工团主义工会中工作已无立足之地。为谋求与改良主义的国际自由工会联盟（IVV）合作，由莫斯科领导的红色工会国际（RVI）规定，共产党人应当在NVV内部组织起来。

对于斯内夫利特这样的批评性反对派而言，这些发展前景不妙。终将被开除，并且NAS将遭致命一击，这样的前景是斯内夫利特理所当然无法接受的。

只要莫斯科认为NAS中拥有荷兰共产党（Communistische Partij Holland，CPH，即SDP此时的称呼）的工人基础，比不惜一切代价推行同NVV合作的毫无生气的工会政策更重要，斯内夫利特就能享有一定的缓冲。但当1926年前后，共产国际内部的纪律不再容许任何偏离，斯内夫利特的独立立场变得无法维持，决裂逼近了。

对NAS存续的忧虑，决定了斯内夫利特开展反斯大林主义斗争的节奏，人们可以问，斯内夫利特是否为了在历史上被证明是一场后卫战的东西，即捍卫NAS，而牺牲了一场及时、一贯的反斯大林主义反对派。

对斯内夫利特来说，NAS似乎居于中心地位。即使是左翼NVV领导人、SDAP党员埃多·菲门（Edo Fimmen）提出的谨慎合作，他也不予理会。他认为NVV和SDAP无可救药地改良主义，不能对其抱有任何期望；相反，他认为NAS尽管有其局限，仍是一个革命组织，是阶级斗争中的一个因素。

1926/1927年对斯内夫利特而言是动荡的一年。为了NAS，他与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决裂，在这两个组织中服从莫斯科的路线已成为强制。许多早年的战友，斯内夫利特也与他们相当熟识，在苏维埃俄国内外被作为托派迫害。

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共产主义运动同样走入了死胡同。1926年的起义被镇压，共产党PKI遭到重创。在中国，共产党人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国民党和斯大林的特权盟友蒋介石，原形毕露为一群杀人犯。这些发展令斯内夫利特格外震动。

自1927年起，斯内夫利特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即革命社会主义党（RSP），该党深受他与托洛茨基的友谊以及他对托洛茨基思想的尊重的影响。该党朝着托派或半托派组织的方向发展。

大约在那个时候，似乎出现了突破的可能。官方共产党人因其把社会民主党人斥为法西斯分子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政策，缺乏吸引力。在SDAP之内和之外，亨丽埃特·罗兰-霍尔斯特、哈尔姆·科尔特克（Harm Kolthek）和勒尔·斯滕许斯（Roel Stenhuis）等反对派人士在寻找替代方案。

然而，RSP最终并未成为那个替代方案。

原因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三十年代的欧洲，尤其是荷兰，工人运动的战斗力有所下降。这限制了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可能性。RSP以及后来的RSAP退回到NAS中的政治核心，而这个核心，以斯内夫利特为首，对与社会民主党合作缺乏信心。这样一来，他们不仅把自己对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关闭，也对反对派共产主义思潮关闭了大门。后者绝大多数（无论是否奉托洛茨基之命）以群众性工会运动为取向，而不是以工团主义为取向。

这意味着，荷兰的革命社会主义在三十年代陷入政治孤立，而斯内夫利特在争取自己运动存续的残酷斗争中，可以说不堪重负。在这场斗争中，他必须与资产阶级的镇压、社会民主党人狭隘的改良主义、荷兰共产党（CPN）咄咄逼人的斯大林主义作斗争，并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托洛茨基和后者创建的第四国际作斗争。

在后一点上，有四个冲突点起了作用：

NAS问题；
加入策略（法国转向，The French Turn）；
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的态度；
第四国际的创立。

这里不是逐一展开所有这些点的地方，我只想谈谈托洛茨基与斯内夫利特个人之间出现的困难。

1936年，斯内夫利特与托洛茨基之间爆发了冲突。很难确切指出原因，但毫无疑问，托洛茨基认为斯内夫利特对他人过于迁就。斯内夫利特对西班牙革命者安德烈斯·宁（Andrés Nin）怀有深厚的友谊。

由于这份友谊，斯内夫利特倾向于为宁的政治错误开脱，而这些错误正是托洛茨基的眼中钉。对于POUM是通过与西班牙共产党的“右翼反对派”合并而形成的，斯内夫利特保持沉默，并容忍POUM对共和国人民阵线政府的迁就，以及该政府解除革命斗争武装的企图。

这激起了托洛茨基的愤怒。这些并不是细小的策略分歧，而是涉及原则。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托洛茨基在反应上夸大了。他的批评也许是正确的，但托洛茨基对斯内夫利特的判断是可耻的。他论证说，斯内夫利特的立场并非偶然，而是他依赖NAS的结果。托洛茨基如此推论：NAS以金链条拴在政府身上，因为它从政府那里领取补贴。一旦战争爆发，斯内夫利特将在物质压力下向本国资产阶级投降。

当那一刻真的到来时，托洛茨基关于斯内夫利特会投降的预言被证明毫无价值。斯内夫利特做了与托洛茨基预期相反的事。他不仅第一个解散了NAS和RSAP，而且第一个以MLL-Front的旗帜转入地下。他成了一名模范的抵抗战士。1942年，盖世太保逮捕了MLL-Front的全部领导层，并将其拖上法庭。这是纳粹占领期间对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别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判决。

托洛茨基的失误应当成为一个警告，提醒人们不要用社会学解释来了结冲突。

我们寻求社会学的解释，尤其是当我们面对阶级斗争中的重大变化时，例如德国共产党人对希特勒的投降。但在小团体的政治争论中使用同样的方法是危险的。它往往导致错误而不可逆的结论。一旦某人被揭露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或“无可救药的宗派主义者”，就再无回头路。谁还愿意与这样的人同处一党？

关于RSP/RSAP与NAS之间这一特殊关系，再补充一点：在我发言之初，我曾指出RSAP不止是一个小宣传团体。它不是群众性政党，但是一个相对强大的政党，具有相当可观的工人基础。

与NAS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一点。它使RSAP免于沦为许多马克思主义宣传小团体之一，而欧洲其他地方的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这种情形。

通过亨克·斯内夫利特其人，这个RSP/RSAP/NAS复合体获得了根基，并以此为基础，斯内夫利特也得以在国际上发挥作用。但这一优势同时也是一种劣势；与NAS的关系最终阻碍了在第四国际内部的合作。久而久之，这意味着RSAP无法从跨越国界的革命者的经验中获益。再加上工团主义的停滞（这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是典型现象），这最终导致了RSAP的消亡。

这证实了对战前其他反对派潮流同样可以说的话。即使胡戈·乌尔班斯（Hugo Urbahns）的列宁同盟（Leninbund）、POUM或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比第四国际的各支部大数十倍，有时甚至数百倍，规模小得多的托派团体仍然存续，而大型独立革命社会主义组织却消失了。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些组织没有能力体现不同大陆、不同世代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经验。这凸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那一观念的重要性：仅靠民族基础无法战胜资本主义，因此必须建设一个国际性政党。

结语

斯内夫利特与安德烈斯·宁一道，是战前欧洲最重要的托派人士之一。

他的影响力极大。这一点连赛斯-英夸特（Seyss-Inquart）也意识到了，他甚至驳回了正是那些判处斯内夫利特死刑的法官提出的赦免请求。赛斯-英夸特表示“视斯内夫利特为国际基础上革命者的原型”，并进一步声称“他的智力使他成为任何国家秩序最危险的对手”。斯内夫利特与他的六名战友于1942年4月13日被枪决。

至今每年，一群革命社会主义者仍在这一天于弗尔森（Velsen）的墓地聚会，死者的遗骸被重新安葬在那里，以此纪念这一日。这是一项我们必须延续的传统，正如我们也必须记住在西班牙被斯大林主义者杀害的安德烈斯·宁一样。我们毫不费力地表达这种敬意。因为这关乎我们的传统，无论存在多少意见分歧，无论斯内夫利特对第四国际持何种态度。因为他们是革命者，所以他们是我们的同志。